周恩來總理曾經在1962,、1963、1966年三次到過大慶油田，每一次都有王進喜陪同視察鉆井生產。周恩來總理對王進喜不只是熟悉，可以說是寄托厚望的信任型友誼。王進喜每次到北京出席盛大會議，日理萬機的周總理總要抽點時間與他聊一聊，除了問一些油田生產情況之外，就是勉勵他引領鉆工趕超世界王牌鉆井隊，為國家為民族爭口氣。
  天有不測風云。1966年仲夏突然爆發的文化大革命打亂了原有的秩序，一場踢開黨委、砸爛公檢法、肆意揪斗走資派的內亂席卷而來。遠離政治中心的大慶油田未能幸免，北京各大院校的一些紅衛兵串到大慶，聯合當地的“造反”掀起了否定一切、懷疑一切，揪斗“走資派”的狂潮。文化大革命運動剛開始的時候，鐵人還是香餑餑，一些造反組織競相拉鐵人入伙，給他戴上紅袖標，稱他是紅司令。但是，王進喜有自己的主心骨，他堅決反對違反政策的狂批亂斗，看不慣“造反派”打砸搶破壞生產的行為，尤其是對煽動停產鬧革命的做法義憤填膺，堅決抵制。并且一再宣稱大慶是毛主席樹立的紅旗，領導班子絕大多數的干部是好人，沒有大問題。同時還呼吁油田職工遵守規章制度，原油生產一天也不能停。

王進喜所作所為觸怒了“造反派”，被扣上了“鐵桿保皇派”大帽子吃了不少苦頭。別有用心的人趁機污蔑他是國民黨黨員員，假標兵，黑典型，家被抄了十幾次，還把他抓起來，與所謂的“走資派”一起批斗。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既要配合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支持群眾鬧革命，又要在混亂的局勢下設法維持國家機器的艱難運轉，許多事情當家卻做不了主，讓周恩來總理的處境十分尷尬。王進喜遭到殘酷批斗的消息傳到了北京，周恩來總理很痛心地說：“大慶是毛主席樹立的紅旗，王鐵人是大慶紅旗的模范代表……不能讓這種情況再繼續下去了！”

1967年1月，經過紅衛兵大串聯的鼓噪，本該文斗的文化大革命發生了武斗，學校停課，工廠停產，農民荒了良田，派性爭斗波及到全國，經濟形勢滑向崩潰的邊緣。當時唯有大慶油田受到的影響比較小，仍在開足馬力加速原油上產，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紅衛兵在壞人的挑唆下，還要到大慶去串聯，為揪斗走資派，批判王鐵人的勢頭升火加溫。周恩來總理發怒了，義正言辭地指出：“大慶油田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樹立的紅旗，這面紅旗不能動搖!有人說王進喜是假勞模、黑典型，非要批判，我看是別有用心！”此時，文化大革命已經到了近乎失控的狀態，由于鐵路梗阻，造成主要大城市的發電廠煤炭儲備嚴重不足，隨時都有停電的危險，石油如果再終斷供給，形勢會更加嚴重。周恩來總理指示大慶油田不但不能減產，還要努力增產。但是原有的領導干部多數已經靠邊站，周總理希望王進喜能夠站出來支撐岌岌可危的局面。

此時的王進喜處境非常糟糕，造反組織輪番對他批斗，被打的傷痕累累，折磨的骨瘦如柴，回不了家，上不了鉆臺，苦惱的不知如何是好。1967年2月的一天，王進喜正在井下指揮部受批判，突然一個陌生的女紅衛兵闖上臺，把王進喜訓斥了一番，然后拿出一冊本毛主席語錄塞給他，大聲強調：“你的問題就是沒有學好毛主席著作，這本語錄送給你，一定要好好學。”疲憊不堪的王進喜當時不明白啥意思，沒有打開看這本毛主席語錄。

過了兩天，一伙兒膀大腰圓、來勢洶洶的紅衛兵徑直來到關押王進喜的登峰村小學校，聲言要把王進喜揪到他們布置的會場去批斗。為首的紅衛兵偷偷沖破看守一方的阻攔，不容分說，強行把王進喜押上了一輛卡車，喊著口號絕塵而去。王進喜被造懵了，不知道搶他的紅衛兵什么來頭，只是感覺這些人很有素質，不打不罵不講粗話，紀律很嚴明。汽車沒有在大慶探區內停留，一直開到了省城哈爾濱火車站。王進喜更糊涂了，不知道，也不敢問被押解到什么地方去挨整，把心一橫，做了蹲大牢的最壞打算。

結果完全出乎王進喜的意料，押解的紅衛兵把他帶上一節?？吭谡九_上的軟臥車箱，拉開包廂門一看王進喜愣住了，里面坐著兩個人，一位是穿軍裝戴著眼鏡兒的部隊首長，另一位是大慶會戰工作委員會書記兼總指揮徐今強。這是怎么回事？王進喜徹底懵圈了，目瞪口呆，一臉的茫然。原來，這是一場由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員安懷導演的打劫戲，押解王進喜的紅衛兵是解放軍偵察兵化妝的。安懷副司令員向王進喜解釋：“奉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接你和徐今強同志一起去北京匯報情況。”這時候，王進喜才想起那本毛主席語錄，看到里面夾了一張小字條，上面寫著：“過幾天有人來接你，做好準備。”

恍然大悟的王進喜百感交集，不知道說什么好，心想總理那么忙、那么累、那么難、還惦記著大慶，惦記著自己，眼窩里頓時滾出了感激的熱淚。
王進喜是個鐵骨錚錚的硬漢，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遭受毒打和委屈都沒有掉過一滴眼淚，面對周恩來總理的親切關懷卻無法控制情緒，雙肩顫抖，淚雨滂沱，他并不是在為自己流淚，是為國家有這樣一位好總理而欣慰。南下的列車徐徐啟動，無線電波早已把王進喜被救出的消息提前傳送到了北京。周恩來總理獲悉王進喜安全了非常高興，對身邊的人員說：“讓他到北京來，坐在我身邊，日子會好過一些。”

1967年的北京也不太平，經過紅衛兵橫掃“四舊”的一通打砸，古都的風貌已經殘破不堪，到處張貼著言辭激烈的標語口號，打到、油炸、批臭、永世不得翻身的斗爭對象指向了黨和國家的高層領導人。王進喜沒有心思到街上去看大字報，他時刻想著向周總理匯報大慶的真實情況，并且還想問一問不能理解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進喜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在北京連續好幾天無事可干，呆在招待所里吃了睡，醒了吃，憋悶的心里發慌。他以為周恩來總理一定是工作太忙，沒有時間接見。其實非也，這是周總理有意做的安排，讓王進喜在北京不受打擾地好好休息，恢復一下勞累加委屈造成的身體虧空。

當王進喜終于盼到周恩來總理接見的時候，像見到了久別的親人，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滿腔的憂慮一股腦傾吐出來，他焦急地說：大慶的形勢不像造反派鼓吹的那樣一派大好，而是一團糟，80%的領導干部遭受關押批斗，科研院所強行解散了，原有的規章制度統統被砸爛，正常的工作秩序難以維系，隨時都有停產的危險……周恩來總理聽了之后面沉似水，感到事態比預想的還要嚴重，決定再次請示毛主席下決心穩定大局。

為了支持王進喜回大慶抓生產，周恩來總理在接見軍隊領導人和群眾代表是宣布：“王進喜在大會戰中立了大功，歷史清楚。今后王進喜的事情由大慶油田軍管會管，不準再批斗！”

1967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下發了《關于大慶油田實行軍事管制的決定》之時，周恩來總理在文件特別批示大慶油田“要恢復兩論起家基本功”。隨后，沈陽軍區派出兩個團的部隊立即進駐大慶油田，督促造反組織實行大聯合，成立了大慶革命委員會。

王進喜帶著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回到大慶油田，擔任了鉆井指揮部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他堅決響應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極力主張盡快解放一批善于管理的老干部，到處呼吁職工堅守生產崗位，為大慶油田不減產、不停產，整天忙忙碌碌，憂心忡忡，盡一切努力與歪風邪氣做斗爭。
在周恩來總理的關照下王進喜不在挨斗了，他非常珍惜出來工作的機會，總想把損失的時間補回來，整天工作服不離身，一有機會就到鉆井隊既督戰又帶頭大干。

1969年初，王進喜當選了出席黨的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4月份到北京開會又當選了大會主席團成員，投票選舉時留下一張和毛主席握手的經典照片。這也是周恩來總理的精妙安排，為了讓王進喜腰桿子挺的更直，當他路過主席跟前的時候特意提醒毛主席：“這是大慶的鐵人”。其實毛主席早就認識王進喜，根本用不著做介紹，周總理的意思是請毛主席和他握手，讓在場的新聞記者拍照，這張照片的發表相當于把王進喜裝入了政治保險箱，沒有人再敢懷疑鐵人是假標兵，黑典型。
  1969年4月，在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主席與王進喜握手

王進喜當選了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的委員，理直氣壯地回到大慶油田抓革命促生產。一些心懷叵測的造反派把他視為阻礙瞎折騰的眼中釘肉中刺，總想找借口打入十八層地獄，處境并不安全。在周總理的授意下，奉命到大慶執行軍管任務的沈陽軍區1336部隊首長，選派了一名排級的現役干部擔任王進喜的警衛員，保護他東跑西顛，發動群眾恢復生產。此人叫方廷振，深受鐵人精神的熏陶，轉業時自愿要求留在大慶，擔任了鉆井指揮部的保衛科長。

大家都知道王進喜進京請命的事跡，那是1970年的事情。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大慶油田的生產受到嚴重干擾，出現了原油產量下降、油層壓力下降，含水急劇上升的被動形勢。軍管會不懂油田生產，拿不出辦法扭轉局面。鐵人急的火上房，不顧個人的安危，跑到北京越級找周恩來總理直接匯報，要求盡快解放懂生產的干部和技術專家出來主持工作，扼制“兩降一升”，挽救大慶油田。文化大革命期間，原石油工業部的領導人余秋里、康世恩都沒有這個特權，唯有鐵人王進喜能夠見到周總理仗義執言。

鐵人的耿直也為自己的帶來了麻煩，1970年4月到玉門參加“全國石油工業會議”期間，遭到一些造反派的再次攻擊，說他越級匯報是抹殺大慶油田的革命形勢，為群眾運動潑冷水，還說他主張解放老干部是搞復辟。氣得王進喜胃病發作，疼的渾身冒冷汗，連續幾天吃不下飯。周總理得到消息后，親自安排王進喜住進了醫療條件最好的解放軍301醫院，指示院方按照高級干部待遇為王進喜做檢查。很不幸，以往的艱苦工作和日夜辛勞，早已嚴重透支了王進喜的身體。301醫院向周總理報告：確診結果患的是胃癌，并且還是晚期，需要馬上手術，尚有一線希望。周恩來總理一聽心急火燎。立即派自己身邊的保健醫生卞志強和國內頂尖的醫學專家吳階平一起到301醫院參與制定王進喜的治療方案，并要求隨時向他匯報王進喜的病情。

日理萬機的周總理，對一個全國勞動模范、一個沒有高干職務的中央委員煞費苦心，全力營救，這樣的關懷絕不是“無微不至”四個字可以形容的舉動，而是大國領袖對工人階級的深情厚意，是對為國家做出杰出貢獻的普通勞動者給予的補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具實體現。然而，一切的努力都為時已晚，臥床的鐵人病入膏肓，現有的醫療手段只能延續生命，無力回天。周恩來總理深知王進喜的生命快要走到盡頭了，想再多給他一些關懷。1970年的國慶節，國家決定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群眾游行慶?；顒?。周總理了解到手術后的王進喜病情暫時穩定，特別安排工作人員給王進喜送去了兩張出席國慶節觀禮的請柬。王進喜非常感激周恩來總理的這份盛情，對在醫院護理他的親人們說：“這張票我誰也不給了，就給我老伴。她跟我一輩子，受苦挨累，有時還受點氣，連件衣服也不買。這回我要把最大的幸福送給她，讓她去見毛主席。”1970年國慶節那天，攝影記者抓拍了王進喜最后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的鏡頭。這時候帶病參加國慶觀禮的王進喜，距離生命的終點僅有45天的時間了，在周總理的細心關照下，她和的妻子王蘭英共同分享了幸福，實現了一個最大的心愿。
 

無情的癌細胞肆無忌憚地擴散，手術后的王進喜在化療的痛苦中頑強地與病魔作斗爭，希望早點能回大慶再為石油事業奮斗一陣子。可是他心有余力不足了，病情逐漸加重期間，周總理抽不出時間到醫院探望，吩咐夫人鄧穎超代表他慰問了王進喜。
盡管301醫院的治療做了最大的努力，還是沒有挽留住王進喜的生命氣息，1970年11月15日11時42分停止了跳心。
百忙之中的周總理第一時間接到301醫院報告的噩耗，立即放下手里的工作，匆匆乘車趕往醫院。鐵人瞑目僅僅過去了8分鐘，走廊里就傳來了急促的腳步聲，伴隨著“我來晚了……我來晚了”的自責聲，周恩來總理出現在王進喜的病床前，灑淚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杰出代表親自做最后的送別！
周恩來總理是與鐵人王進喜見面次數最多，談話內容最廣泛，感情最深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這種友情遠遠超出了同志、戰友、上下級的界限，是共產黨人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引領群眾的光輝典范。
王進喜雖然僅有短短47年的壽命，但是他所體現的精神風貌鑄成了不滅的永恒，周恩總理給予他的呵護與關懷足以慰藉在天之靈。